们家的院落里，和那楼房不般不配的是那洋楼院里有猪窝和鸡窝，楼檐下还有鸽子窝。盖楼时，爹是完全瞄着东京的洋楼样式盖下的，楼屋的地上铺了粉白、淡红的大磁砖，院落地上铺了一米一个方格的水泥地。把千百年来露天厕所用的蹲坑改成了屋里的坐器儿，可我爹、我娘坐着那器儿，坐死也拉不出来屎，只好又在楼后的露天地里挖了蹲坑儿。
楼屋的洗漱间里有一台洗衣机，可我娘就爱端着洗衣盆儿到那院里用手洗。
这样儿，那坐器儿就成摆设了。
洗衣机也成摆设了。
有冰箱，冰箱也成摆设了。
饭屋、饭桌都成摆设了。
我爷到我家里时，一家人正关着大门在院里吃夜饭。白蒸馍，大米汤，粉丝萝卜炖白菜。白菜叶上漂的辣椒红得和撕碎的年画样。爹娘们坐在小凳上，院中央摆了一张小桌子，一家人围着小桌吃夜饭，我爷敲了门。我妹开门后，娘就给我爷端上了汤，摆下了凳，可正要吃饭时，我爷拿着筷子直盯盯地看着爹，像冷冷看着一个不相识的人。
我爹也冷着看我爷，像看一个不相识的人。
到末了，我爹说：“爹，你吃呀。”
我爷说：“老大，我想来想去得给你说件事。”
我爹说：“不用说，你吃吧。”
我爷说：“不说我吃不下，夜里也睡不着。”
我爹把手里的碗放在了饭桌上，把筷子放到碗上边，瞟了我爷一眼道：“你说吧。”
我爷说：“我今儿去上边开了一个会。”
“是不是说热病就是艾滋病？艾滋病是这世上的新绝症？”我爹说：“爹，吃饭吧，这些你不说我也知道了。庄里三分之二的人都知道。只有那些得了热病的人不知道。得了热病的知道他们也装着不知道。”然后，我爹又瞟了一眼爷，一脸的冷漠和不屑，像学生瞟着老师手里拿的他早就会做的卷子样。末了后，爹就端起碗，拿起筷，自管自地吃起来。
我爷算老师，其实是在学校敲了一辈子钟，直到今年过了六十周岁依然还敲钟。有时也替生病有事的老师管管孩娃们，教半天一年级语文上的课：“上中下，左和右。”把粉笔字写得和碗一样大。
我爹也是被我爷教过的，可他现在不像先前敬着老师样敬着我爷了。我爷从爹的眼里看出这些不敬了。爷看我爹自管自地端着碗，吃着饭，就把自己的饭碗轻轻磕在了饭桌上。
终于说：“老大，我不说让你到全庄人面前去死了，可你总得到全庄人面前磕个头。”
我爹瞪着爷：“我凭啥？”
“你是血头儿。”
“这新街上住的都是血头儿。”
“他们都是跟着你学的。他们谁也没有你挣的血钱多。”
爹把碗又一次猛地撂在饭桌上，碗里的汤溅出来落在桌面上；把筷子扔在饭桌上，筷子滚下来落在地面上。
“爹，”我爹瞪着我爷说：“从今后你再提让我在丁庄磕头的事，那你就不是我爹啦，你也别想着让我给你养老送终的事。”
爷就木在那，筷子僵在手里边，轻声地说：“算你爹求你行不行？求你去给庄人跪下磕个头你都不愿吗？”
我爹大声说：“爹，你走吧。你再多说一句你就真的不是我爹了。”
我爷说：“辉，也就是磕个头，磕个头事情也就过去了。”
我爹说：“你走吧。从今儿起，你就不是我爹了。你不是我爹，你死了我也会把你送到坟上去。”
我爷呆一会，把筷子慢慢放在碗上边，站起身子说：“庄里死了四十多个人，你一家磕个头，也就四十多个头，这就累着你了是不是？累着你了是不是？”问着话，我爷也好像累着了，力气用尽了，瞟了一眼娘，又把目光落在英子的脸上去，说：“英子，明儿天你去学校吧，爷给你补补语文课。你们老师再也不来了，我们今后都上语文课。”
说完话，爷就起身出去了。
出去了，爹没出门送，娘也没有送，爷就慢慢走掉了。弓着背，勾着头，慢缓缓地走，象走了一天路的老山羊。
说几句丁庄吧。
丁庄座落在从东京到沩县的马路南，庄里统共有着三条街。东西一条街，南北两条街。两条街里一条是新街。要没有那新街，丁庄的街就是规正的“十”字形，有了那新街，街形就成“土”字了。
我爷从新街走出来，到二叔家里闷闷坐一会，就回学校了。往庄南，一里半的路，那儿原来是一座关公庙，学校在那庙的偏房里，关公就在正堂里。丁庄人想发财都到正堂去上香，上了几十年，末了还是卖血挣了钱，也就扒了庙。不信关公了，信着卖血了。
信着卖血了，也就盖了这所新学校。
盖了新学校，爷爷也就常住学校了。
十几亩的地，在平原的旷野上，垒了红砖花围墙，在面东最上的地方盖了两层楼，楼窗上装了大玻璃，门口写了“一、一班”，“二、一班”，“五、一班”的木牌子，校院里竖了一个篮球架，大门口的铁门边上挂了“丁庄小学”的木牌子，这也就是着学校了。学校里除了爷，还有数学和文体老师两个人。两个人都是年轻人，外庄人，一听说丁庄有了热病就不来教书了。
再也不来了。
死也不来了。
学校里，就只剩着我爷一个了，守着学校的门窗、玻璃、桌椅和黑板，守着丁庄和平原上热病满地的苦日